<span class='title_c'>【郭其昌】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找到他让三天内提供数箱香槟酒
郭其昌
1954年的日内瓦国际和平大会上，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赴会时，带了一批香槟酒，在记者招待会上受到了外国客人的高度称赞。回国后，总理指定该香槟酒作国宴用酒。说到这些香槟酒，就不能不提一个名字，那就是郭其昌。
郭其昌是国内第一瓶干白和干红的缔造者。郭其昌，原籍江苏镇江，1919年6月15日出生于北京，1946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化工系，1947年10月进入青岛啤酒厂所属美口（Melco）酒厂工作，先后担任技师、代理科长、厂长。
1959年4月3日，“美口酒厂”改为“青岛葡萄酒厂”；1963年，青岛白葡萄酒在全国第二届评酒会上被评为全国十八大名酒之一。1954年的春天，注定令郭其昌永远难忘。
郭其昌
1***9年，法国。郭其昌（左四）和中国葡萄酒考察团
某一天，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两位工作人员找到他，摒退他人后对他讲：“有项政治任务需要你厂配合。三天内提供数箱香槟酒，勿出差错，三天后来取货。请辛苦一下。”
郭其昌迅速组织老工人分成两班，昼夜不停赶工，郭其昌作为负责人更是家也不回，倦了就在办公桌上趴一下。第四天一大早，一板车香槟酒按时保质地送了出去。
得知这批香槟酒被总理在国外招待客人后，郭其昌的心中难以平静：“关键时刻能为国争光，这是我进入酒界之后受到最大的一次启发，也成为了我热爱这个行业的开始。”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酒行业干出点儿成绩来，为国家争取更大的荣誉。”当时，由于酒厂厂房、设备所限，酒的产量并不大。当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批示：“厂子小，可以建大一点嘛！”
1956年，国家投资100多万元扩建新厂，设计生产能力1000吨，比提前翻了数番。
作为国家重点培养的青年专家，郭其昌于1957年2月被轻工业部派往越南河内酒厂援助，改进其产品质量和开发新产品，解决河内酒“喝了头疼”等问题。其间，郭其昌受到胡志明***的接见，获得奖章和奖状各一件。
接下来，他被轻工业部糖酒工业管理局通知调任到新成立的部属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这是我国唯一从事酒类研究的国家级研究所。
1***9年，郭其昌（后左二）和成功研制中国第一瓶干红的团队
1***5年，在广交会上、郭其昌发现了一个迥异于国内葡萄酒产业发展方向的趋势，那就是国外的葡萄酒生产国开始以干型酒为主。接下来，他通过发酵所向中央打报告，希望完成国内葡萄酿酒由甜转干的科研项目。
在随后的1***9年，中国第一瓶龙眼干白在河北沙城问世；1983年，中国第一瓶干红在河北昌黎研制成功……在那时，我国的消费者还不懂欣赏干红和干白，郭其昌经常遇到的情形是：有人喝了一口干酒，撂下了一句“发酸了”的评价。
时过境迁，干红干白现已成为很多人喜爱的餐桌酒水，但是郭其昌却已经不在。郭其昌是在2011年6月20日、在北京去世的。此去经年，如去愿郭先生安息。
郭其昌的红酒界泰斗——郭其昌
作为国内第一瓶干白和干红的缔造者，并参于葡萄酒文献的翻译。
作为国内第一瓶干白和干红的缔造者，他不断追随国际趋势的脚步，记录了“西风东渐”下产业接轨国际主流的征程；
从黄河故道，到河北沙城、河北昌黎、新疆鄯善、宁夏玉泉营、甘肃黄羊河，正是他力主科研要结合生产，不断引进国际著名酿酒葡萄品种，从而带活了一方经济；
也是他，在古稀之年依然执著毕生努力的事业，参与翻译汇编OIV（国际葡萄和葡萄酒组织）的三部权威经典著作以及其它相关文本，累计文字数百万，是我国葡萄酒行业和国际接轨的重要文献；
将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他就是红酒界泰斗——郭其昌。2007年2月的一个午后，北京当天的气温异于往年同时段的温暖，当记者坐在这位和蔼的前辈面前时，感受到是一种平和与包容。对于自己付出毕生心血的事业，郭老说：“新中国葡萄酒业发展的几十年，我只是参与其中，亲身实践。”
一段60载执著于事业的生命历程，一本代表新中国葡萄酒业进程的鲜活史书，在寥寥数语中，瞬间将极致的绚丽化为了平静。 1946年夏天，从上海大同大学化工系毕业的郭其昌回到青岛家中。时值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国民***接收敌产的混乱阶段，要寻找到一份对口工作相当困难。经人介绍，郭其昌到青岛敌伪产业清理委员会，负责查抄工作。
作为那个时代有理想的年轻人，他所思考的是如何报效这个已是千疮百孔的国家。因此，郭其昌便常向父母念叨：“我是学化工的，整天干清点、抄写的工作，以后时间长了，会将学到的知识忘记。”在他的极力要求下，郭其昌在银行中任职的父亲帮他谋到一份化工厂的工作。
找到了对口工作的郭其昌下定决心：好好工作，学有所用。但是一场突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位年轻人今后的命运。因为当时生产条件有限，工厂里年久失修的管道向外缓慢泄漏氯气，参加补漏工作的郭其昌身体严重受损，不得不回到家中静养。不久，时任青岛啤酒厂厂长的朱梅来到郭其昌家中做客，问他：“我们厂和你专业也对口，要不到我那里去试试？”于是，郭其昌在1946年冬去了青岛啤酒厂。由于勤学肯干，朱梅厂长对这位年轻人很是器重，并有意制造机会让他得到更好的锻炼。啤酒厂新接收了一个葡萄酒厂后，朱梅便派郭其昌去管理。
郭其昌就这样跨进了葡萄酒界，他的人生从此转折。当时国内尚在经营的葡萄酒企业仅7个，年产量115.8吨，并且这7家酒厂中有5个是由外国人建立的。面对落后的民族经济和尚在襁褓期的葡萄酒行业，郭其昌感慨道：“葡萄酒业需要大发展啊！” 解放后，新中国万象更新。此时，年轻的郭其昌对中国葡萄酒事业的感情与日俱增。
1954年的春天注定令郭其昌永远难忘。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两位工作人员找到他，在摒退他人后对他讲：“有项政治任务需要你厂配合。三天内提供数箱香槟酒，勿出差错，三天后来取货。请辛苦一下。”
满怀对党组织和人民的无限忠诚，郭其昌迅速组织老工人分成两班，昼夜不停赶工，郭其昌作为负责人家也不回，倦了就在办公桌上趴一下。第四天一大早，一板车香槟酒按时保质地送了出去，这时他才松了口气。
半月后，有人才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国际和平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周总理率代表团赴***带的就是这批香槟酒，这酒在记者招待会上受到了外国客人的高度称赞！”周总理回国后，直接指名要该香槟酒作为国宴用酒。但由于酒厂厂房、设备所限，当时酒的产量并不大。当轻工业部将此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后，周总理批示：“厂子小，可以建大一点嘛！”
“关键时刻能为国争光，这是我进入酒界之后受到最大的一次启发，也成为了我热爱这个行业的开始。”得到周总理的认可，郭其昌心中难以平静，开始暗下决心“一定要在酒行业干出点儿成绩来，为国家争取更大的荣誉。”
此时，在酿酒领域已经驾轻就熟的郭其昌已成为国家重点培养的青年专家，1957年2月被轻工业部派往越南河内酒厂援助，改进产品质量和开发新产品。郭其昌受到胡志明***的接见，获奖章和奖状各一件。回国后，郭其昌心绪难平：“此次援外让我清楚的认识到，从事这行也能有所作为，也能为国争光。” 50年代，每一年的葡萄收购是最头痛的事情，因为栽培和酿造大家是各顾各。
尽管当时的葡萄酿酒行业已经认识到，没有葡萄就没有葡萄酒，没有好的葡萄，就酿造不出好酒。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葡萄好坏的认定一直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所谓的好葡萄，就是不容易腐烂、含糖高的，对于品种基本不做要求，能买到合适的葡萄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郭其昌从单纯的酿酒工作到走上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是在1957年底结束对越南的技术援助工作后，他被轻工业部糖酒工业管理局通知调任到新成立的部属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作为国家级唯一从事酒类研究的研究所，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中聚集了像秦含章、熊子书等一大批新中国酿酒业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
1958年来到新建成的发酵所后，郭其昌被分配在果酒组工作，任项目负责人。在研究所中，郭其昌有条件查阅很多专业资料，他进一步认识到：“葡萄酒的质量先天在于葡萄，后天在于工艺。”由于自身的专业是化工，对于葡萄栽培没有学过，郭其昌为了尽快提高国内葡萄酒生产的质量水平，煞费苦心。
在所领导的授权下，郭其昌与两家葡萄栽培科研单位签订了5年的协作协议。经研究所向轻工业部汇报后，被批准为轻工业部重点科研项目《酿酒葡萄优良品种选育》。自此，研究所每年都要进行约200个品种次的试验。从1959年到1968年共选育出16个良种。1966年***开始，1969年发酵所迁至江西，第一次的试验到此中止。
不过，郭其昌一直没有放弃对葡萄栽培的努力。1***2年轻工业部下达了《优质白兰地、威士忌的研究》项目，郭其昌任负责人驻京负责项目实施。过去一些熟识的人，尤其是一些酒厂的领导和栽培研究人员到京后，纷纷到他那里畅叙。在和大家的接触中，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葡萄酒协作会和葡萄栽培协作会统一在一起召开，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在他的倡议下，1***4年12月19日-24日在烟台召开了《葡萄酒和酿酒葡萄品种研究技术协作会》。此次会议有来自全国20个省市98个单位的146名代表。此会的重要性，在过了若干年后被评价为：“为葡萄酒酿酒工业的成型以及各地葡萄栽培种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爱琢磨、善打破常规”是郭其昌几十年事业生命的真实写照，随着对葡萄种植的越发关注，郭其昌发现，以往照搬苏联的葡萄栽培、种植模式，将中国最普通的葡萄与山葡萄、玫瑰香(麝香)杂交所得出的酿酒葡萄品种并不理想。
让郭其昌感觉“走了十几年弯路”的最直接体现是在1***5年广交会上，与会的郭其昌在详细考察了不少国外进口酒之后，很郁闷地发现：“人家葡萄的品种，都是一些酿酒名种，具有很强的传统型、区域性。”自此，加强国内酿酒葡萄区域化发展成了他多年来一直坚持呼吁并积极倡导的一件事。除此之外，细心的郭其昌还发现了一个迥异于当时国内葡萄酒产业发展方向的趋势，那就是国际葡萄酒生产国都是以干型酒为主，而像美国这些新兴的葡萄酒国家也经历了由甜型口感向干型转化的市场演变过程。
广交会上的见闻对郭其昌大为触动，在做了精心的调研之后，他通过发酵所向中央打报告，希望能够完成国内葡萄酿酒由甜转干的科研攻关项目。在翔实的数据论证以及具有前瞻性的产业形势分析前，国家很快便通过了此项目的申报，并在1***5年正式下达了科研任务，委派他为国家项目负责人。
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郭其昌说：“项目本身对我来说并不难，关键是让下面的人信服。”当时，干型酒研发是科研项目，郭其昌并没有将这一影响行业进程的试验仅仅放在实验室内，而是走了一条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工业性试验的道路。
1***9年，中国第一瓶龙眼干白在沙城问世，1981年获得了国家金质奖章，一下让当时不太信服的人彻底服了气。荣誉没有让郭其昌止步，干白研制成功后，他又马不停蹄的在河北昌黎开始了干红的研制，并在1983年研制成功。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这片葡萄干酒的沙漠，郭其昌经常遭遇到的情形是：有人喝了一口干酒，只是撂下“发酸了”的评价。消费者的不懂欣赏让干红和干白的问世并未立即为市场所接受，但令他足以欣慰的是，“当年曾参与干白、干红研制项目的20多个小青年儿，现在都成为了葡萄酒行业的技术骨干。许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使国内葡萄酒产业逐渐和世界接轨。” “把干酒在中国定下来，非常不容易。”面对国人对干酒口感的诸多不理解，当时国内技术人员还只是在为提高甜酒酿造工艺而努力之时，郭其昌为何能极具前瞻性的提出研制干酒的产业发展新方向呢？
当记者抛出此疑问时，娓娓而谈的郭其昌迟疑了一会儿，短暂思考后说道：“干一行就得爱一行，既然进入了这个行业，就得尽力为这个行业的发展负好责、站好岗。我的事业基本上一直围绕新中国葡萄酒事业，能参与到其中，非常光荣。”
为“参与到其中”而欣慰，谦虚和蔼的郭其昌已是两次提起同样的话语。听到这里，记者似乎明白了此行的最大价值，那便是当所有的人都在谈及郭其昌为葡萄酒行业所做出的贡献之时，当事人看重的却是见证新中国葡萄酒事业不断的进步。能为行业所敬仰，并不是因为郭其昌的科研成果以及行业带头人的地位，而是那份朴素而坚定的职业感情。持之以恒地经历，令人无法不为之折服。
一件小事，足以为郭其昌“干一行爱一行”的60年事业生命作一个最好的注解，那便是《1949-1***9年葡萄酒产量和全国商品量及折全汁量情况表》的出炉。
时值***末期，郭其昌全家已随单位全部迁至江西宜春，而此时的他则在河北沙城酒厂进行轻工业部重点科研项目《干白葡萄酒新工艺的研究》。由于根本没有时间进行大量的数字整理，他便将每年陆续收到的有关厂家统计资料一一保存。尽管对一个行业进行统计的庞杂工程并没有任何部门要求，但他考虑到日后研究的需要，依然努力为之。
在短暂的春节***期里，宜春郭家上下最为温馨的一件事情便是全家都坐下来帮助做统计，汇总和折算则由一生供职于银行的80岁老父来处理。因为统计数据十分浩繁，在无计算机的情况下，先后用了三个春节才将该表制成。
这张普普通通的统计表，正是郭其昌出于对行业的热爱，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关心统计数据汇集编制而成。凝聚着一家三代人心血的统计表，如今是国内葡萄酒行业珍贵的文献。而毕生以推动我国葡萄酒行业向前发展为行为准绳的郭其昌在晚年依然笔耕不辍，亲自参与翻译汇编OIV的三部权威经典著作以及其它相关文本，累计文字达数百万之多。“去年刚搬了新家，现正在逐步整理以往的笔记，看有无什么以往曾遗漏的东西”，88岁高龄的郭其昌静静地坐在北京新家中，想的依然是那些有关葡萄酒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