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title_c'>从市井小吃到国宴美馔中华酒打开了中国味的文化源流
美食以飨味蕾，美酒深蕴文化
饮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汇聚于北京中轴线两侧的各色美食，则与历经岁月变迁的文化遗产，一起成为了北京中轴线上一道别样靓丽的风景。
近日，由中华酒冠名播出的大型人文探索演绎节目《登场了！北京中轴线》“中国味”篇上线，“中轴丈量人”单霁翔、“中轴时空旅行团”马天宇、黄小蕾、蒋依依、张小婉带领网友徜徉北京中轴线，品尝中轴美食，而中华酒也借此重塑了中国饮食文化与酒文化的创新表达，展现出“中国味”独有的魅力与自信。
在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北京中轴线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活百态，也汇聚着世间百味。中轴线两侧老胡同里热气腾腾的市井美食，始终伴随并承载着独特的记忆。
在本期《登场了！北京中轴线》中，三位著名文豪陆续登上时空列车，分别推荐他们钟情的北京中轴线美食。爱吃甜食、爱请客的鲁迅先生即使牙口不好，也放不下对北京名小吃“三不粘”的喜爱；写出“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的梁实秋则酷爱北平烧鸭；著有《金粉世家》、《北平旅行指南》的张恨水也是不折不扣的“美食博主”，钟爱松柴烤肉。每一道美食与其背后的名人故事，都让人沉浸式感受到“中国味”的鲜活姿态。
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不仅串起众多历史文化景点，更因胡同串起了老百姓的独特记忆。作为承载着北京人生活态度与习惯的载体，胡同里的人与物，都透着活色生香的烟火气息和浓浓的北京味儿，单霁翔和黄小蕾则在胡同里体验“蹭饭”，在体会烟火气的同时，也见证着胡同里的人情味。
在节目中，既有历史顶流名人推荐，还有胡同里那份特别的赠礼，中华酒完美融入到这场充满烟火气的寻味之旅中。可以说，北京中轴线的寻味之旅，也是中华酒融入人情味和家味的过程，中华酒与《登场了！北京中轴线》正是通过这种沉浸式的历史回顾和文化传承，让观众从美食中寻找到“中国味”的独特魅力，也感知到中华酒品牌的文化底蕴。
节目中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国宴”带来的震撼，多次承担国宴任务的北京饭店向中轴探索团展示了国宴操作流程和细节，国宴中服务员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菜品的选择，每一件物品的摆放，每一处设计无不彰显“礼仪之邦”风范。
单霁翔在讲述国宴代表的中华礼仪时表示：“《春秋左传》有提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民族的礼仪已深入到我们骨髓里。”
酒礼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烙印，有32年国宴服务经验的赵媛媛在斟酒时介绍：“本次选用的是中华酒，斟酒的时候一定要拿上酒布随时擦拭瓶口。”单霁翔也说道：“无酒不成礼，以桌上诞生于1959年伟大时刻的中华酒，共同举杯中华美酒，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众人举杯相庆，为这场“国宴”体验增添了宾主尽欢的注脚。
作为一个汇聚传统文化精粹、传承匠心技艺的白酒品牌，中华牌酒多次作为重要活动***大庆典用酒，见证了诸多伟大时刻。2006年，“中华”更荣膺商务部颁发的国家首批中华老字号，中华老字号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是展现中华品位、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精神的重要品牌载体。于“国之中轴”彰显“中华品位”，历史的温度、情感、美感通过一道道美食、一杯杯美酒传递给大众，也为观众奉献出一场蕴涵东方美学的文化大餐。
在节目中，中华酒以“中轴文化首鉴官”身份全程陪同，在每期开篇与观众一同启动探索，在中华酒廊陪伴嘉宾对话历史名家，在中轴历史的高光时刻凝练妙语金句，在情之所浓处举觞称庆，见证每一场相聚，致敬每一次荣光。更深润物于细微处，在每集时空穿越前温馨播报，在场景转换中承上启下，在目之所及蕴呈“中华品位”。中华酒在节目中的深度融入，给白酒品牌的文化表达带来了全新的呈现方式。
《登场了！北京中轴线》围绕中轴线多维度呈现的“中华品位”深度诠释了中华酒的品牌主张——“中华品位，品味中华”。对于中华酒而言，独家冠名《登场了！北京中轴线》，既是身为首都国企的品牌担当，也是中华酒践行品牌高品位化战略的重要契机与创新表达，更是品牌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赢。”
调性契合，主张一致，品牌联动的意义和价值才能产生共鸣，中华酒与《登场了！北京中轴线》正是以文化为桥梁，实现了多重文化元素与酒文化的联动和共鸣，堪称行业传递品牌价值的典范。接下来，《登场了！北京中轴线》将带领观众聆听中轴线上的“中国音”，本周日中午12点，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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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饮食文化兴盛的原因？
中国饮食文化区域性特征、演进规律及认识方法
提要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形成的原因、特征、变化规律，并对研究方法提出看法。
饮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与文化生态环境两大系统因素。就物
质层面说，饮食文化主要取决自然因素；就民族性层面看，则主要由文化因素制约。文章
认为，早在距今10000年——4000年前的时间里，中国便形成了以粟、菽、麦等“五谷”
为主要食物原料的黄河流域饮食文化区、以稻为代表主食原料的长江流域饮食文化区、以
肉酪为主要食料的中北草原地带饮食文化区三大饮食文化不同风格的区域类型。又经过约
四千年之久的演变，至19世纪末，在今天的中国版图内，出现了东北、中北、京津、黄河
下游、黄河中游、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西南、青藏高原、东南等11个子属饮食文
化区位。由于中国历史上是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小农社会，因此饮食文化
是以“滞进”方式存在的，“惰性”是其变化特征。文章认为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把握四点
原则：一、通过文献研究、田野与民俗考察、模拟重复等方法再现历史真实；二、把饮食
文化视为历史上人们有思想、有感情的活动；三、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是决定饮食文化
民族性风格的主要因素；四、冷静公正、实事求是是饮食文化研究必须恪守的原则。文章
同时指出，菜肴品种只是饮食文化的物质构成之一，远不是民族或区域饮食文化的主体。
认为目前中国大陆的菜品文化研究，主要是以大中城市饭店餐馆的经营品种为对象。而这
些菜品，既不是农民等普通民众的，也不是市民主体的，不属于国民大众日常饮食的范畴。
关键词 中国 饮食文化 区域性 民族性 变化规律 研究方法
区域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这一点应当是文化学的基础理论和文化学者的常识性共识。同样，
饮食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也是国际食文化学者无分歧的认识。从区域性入手考察中国饮食文化及其历史演变，是笔者一贯坚持的原则性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最近十余年来为愈来愈多的研究者所注重，中国食文化学者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笔者与中国十几个省区的二十余名学者分工合作的“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工程就是这一理论原则和方法的体现。本工程以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东北、京津、黄河下游、黄河中游、中北、西北、青藏高原、西南、长江中游、长江中游、东南等十一个饮食文化区位为研究对象，是每个食文化区位的发展通史，共由十二册组成。全套丛书约六百万字，目前正在考虑出版事宜。由于中国疆域广阔，自然地理差异大，各地区食生产方式与内容不尽相同，多民族成份存在和彼此的文化差异等因素，于是决定了中国版图之内众多不同风格饮食文化区位的存在。而随着人们食生产活动的不断深化发展，这些彼此差异、不同风格的食文化区位又处于缓慢渐进的历史动态过程之中。认识这种历史存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区位的历史发展，不仅对了解过去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理解今天和创造明天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中国饮食文化的区位性是在漫长的历史上逐渐形成并与时演变的
中国饮食史上的区位性，可以说是伴随饮食史的开端即显露出来了。原始人类赖以活命的食物原料，完全靠“上帝”的恩赐，即直接向大自然索取。因此，这时的饮食文化特征基本是由人群生息活动范围内的动植物种类、数量、存在与分布状态及水源等纯天然因素决定的。食物原料是天然的，食物形态基本是原料自然形态的分割剥离，没有或很少有原料的再加工。距今一万年左右，在今天中国的版图内，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出现了。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四千余年前，在经历了五、六千年漫长时间的食生产和食生活之后，中国史前时代的食文化区位特征明显形成。这就是以种植业为主生产方式的明确和以谷物为食料主体倾向逐渐强化的特征。这一时期具体体现为：粟、菽等五谷杂粮结构的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稻为基本食料的长江流域食文化区，以及中北广阔草原地带的畜牧与***食文化区三大史前事文化区域类型。鉴于食物原料的广泛性，本文只就最具决定意义的粮食品种讨论，而将蔬果、畜禽等暂且搁置一边。
黄河流域等北方地区是以粟、黍为主要粮食品种的农业文化带。一般认为粟、黍同属，黍糯、粟不糯，、稷通常主要是指粟。考古资料表明，粟最早驯化与栽培于中华大地。粟的驯化和种植，大约开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粟的祖先是狗尾草，是广泛分布于史前时代黄河流域的野生高淀粉含量植物，也应当是黄河流域史前先民野生***集阶段的主要植物性食料。从植物生态学角度来看，粟的最早被黄河流域史前先民驯化成功是理所当然的。粟能适应各种生长环境，自生能力极强：叶面蒸发量很小，是一种较耐干旱的作物；大旱之际粟的叶子纵卷，甚至***死，以减少水分蒸发，一旦获得水分便很快恢复生机，对土壤要求也不高，非常适应黄土高原降雨量小与易干旱的生态环境。因此，粟首先被驯化成功了，并且成为北方地区绵延四、五千年之久的最重要的粮食品种1。粟去壳后即为小米，营养价值很高。尤其重要的是，粟的坚实外壳具有很强的防潮防蛀性，因而易于贮藏。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最早从粟发展起来的农业国家。
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中有早期的粟粒、粟壳及炭化粟粒等的遗存已累计二十余处。其中发现于河北武安磁山遗址的粟粒距今已有7300余年，遗址中的346个窖穴中88个有粮食堆存，一般厚达0.3－2米，有的窖穴堆积竟厚达2.9米。堆积物虽已腐烂，但出土时部分颗粒仍然清晰可辨，有人估计贮藏量约在10万斤以上，足够250人吃一年。这是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早期粟食物。磁山遗址发现的粟，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全世界发现的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粟2。研究者普遍认为，目前在世界各地栽培的粟的品种，绝大多数都可能与中国栽培粟有亲缘关系。此外，陕西的西安半坡遗址、宝鸡北首岭、华县泉护村等遗址以及广泛分布于华北、西北地区的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都发现了粟的遗存。自从粟被驯化以后，直至20世纪，在约近万年的漫长历史上一直是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居民的主要食料，可以说正是粟支撑了数千年之光辉灿烂的黄河文明。
粟的种植与周部族有较深的渊源，也许粟的驯化和栽培也与周部族有至为重要的渊源关系。周人因擅长农事而兴盛起来，其始祖“弃”因富有农事经验而被虞舜任命为农官，职责是“教民耕稼”，大概相当于后来秦、汉封建国家中央***主管农业的“大司农”一职。因而，弃被誉称为“后稷”。“后”是至高伟大之义，先秦时“天子”之王才能称为“后”，而“稷”就是粟。也就是说，周部族是靠以粟为主的农业起家的，周人的始祖弃是种植粟的专家。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词—“社稷”，社稷一词是由“社”—土地神和“稷”—谷神合称而成，祭祀社稷是中国自史前时代便开始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是农业的，也是粟的，表明以粟为代表的渊源久远和肇基深厚。这一点，若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中央***所在地自夏国以来三千余年基本上没有离开黄河中下游中枢线的事实，应当是足够发人深省的。“社稷”一词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国家***的代名词，而中国历代封建国家***的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又无一例外是以“农为邦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典型的“农为邦本”、“农业立国”思想传统是起源于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也一直是以黄河流域农业为主要支撑的。
粟之外，菽是另一最主要的粮食品种。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大豆是中国特产，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栽培，它的祖本野生大豆在我国南北方均有广泛分布。大豆是中国人驯化最早的菽类品种，而从历史文献记载和民俗学考察来看，大豆最早的驯化地和主要食用分布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主要仍是北方地区。先秦典籍中频繁和大量出现的“荏菽”、“菽”、“藿”都是指大豆，“藿”许多时候又泛指豆叶。“菽者，众豆之总名”（宋·罗原《尔雅翼》），“古语但称菽，汉以后方谓之豆。”3距今三千余年前，豆类已经成了中国人最重要食物原料之一。春秋战国时的文献记载，往往“菽粟”并列：“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种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4“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5“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依而食菽粟者。”6等皆是例证。菽与粟两者均是庶民百姓的活命之本，仰食之天，“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7；而国家粮食储备也以此两物为根本，诸侯或因“菽粟藏深，而积怨于百姓。”8食菽粟民众尚不仅力耕之农，“工贾不耕田，而足乎菽粟”9，只有上层社会成员才不象广大庶民那样三餐是赖、世代仰给。《汜胜之书》记春秋战国时代北方农人“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天之本也。”10而按当时户田百亩的常规说法，则“五口之家”种豆田为二十五亩，“八口之家”豆田则达四十亩，即豆田占全部农田比重的25%或40%，大豆的为先秦民人所仰食可见11。当然，这主要是北方农业区的情况。豆的种植所以有这样高的比重，就是因“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12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并高效利用了大豆的稳产易保藏、耐饥壮力和效用广（既为三餐主副食的饭、羹原料，又是牛马使役和猪等肉食牲畜的饲料）等众多特点。荒年无有他谷而仅以豆充饥的记载多见于封建中世以前的文献中。直到战国末年，当中原的政治家已经习惯从统一和全局的视角来认识所有社会问题时，菽也是列在北方第一谷和南方第一谷的粟、稻两者之后备受重视：“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蕃实，大菽则园，小菽则搏以芳，称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虫。先时者必长以蔓，浮叶疏节，小荚不实；后时者短茎疏节，本虚不实。”13菽的种植农艺研究具有北方、南方的普遍意义，因为它均是北、南方居于第二位的谷物品种。先秦时，菽是黄河食文化区人们食物原料结构最重要的“五谷”之一。“五谷”当时主要是指稷、菽、麦、黍、麻（《周礼·天官·疾医》郑玄注）或稷、菽、麦、黍、稻（《孟子·滕文公上》赵歧注），关于“五谷”及菽在“五谷”结构中地位的认识，唐以前的文录主要反映的是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情况。
入汉以后，由于耕作技术的发展，粟、麦的亩产提高和它们更宜作三餐主食的固有特点，以及其他食料的有效开发与利用等原因，大豆种植在耕田总数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但大豆在汉代，甚至直至赵宋以前的十余个世纪里，其在庶民膳食结构中的地位仍未根本改变。大豆一直是重要的“五谷”之一，北方农业区则尤其如此，作为与麦、粟轮作种植的品种，其播种面积仍不可能太少。因此西***的观念中仍极重视菽，政治家仍主张以“欲实菽粟货财市”14的政策来裕国强国。入汉以前，大豆主要食用方法是主食的“豆饭”、“豆粥”；副食的“豆羹”、“藿羹”15；调料的“酱”、“豉”以及同时兼作药用的“大豆黄卷”—豆芽等。“以洮（淘）米泔和小豆而煮之”的“甘豆羹”等“皆野人农夫之食耳”是汉代的基本民情16。大豆磨粉食用是封建中叶以后的事，近现代始增大比重。两汉及至赵宋以前的十余个世纪里，除了传统的使用法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豆酱、豆豉和豆腐的普遍食用。先秦时，酱的使用在庶民之家尚非十分普遍和倚重，作为咸味调料那时寻常百姓多是直接用盐，而汉时则大不然：酱已成为与传统的“醢”（以各种肉料为之）并列而存的一大咸味调料种类：“酱以豆和面而为之也。”“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将取其率领进导之也”17已成生活常识。酱类品种很多，其中以豆为原料的酱又分作“以供旋食”称为“末都”的酱和长贮的“大酱”；又因用盐多少而有咸或略酸味的区别等18。自汉而后，酱在人们日常食事中的地位始终居于调味料的首位：“可以调食，故为之酱焉”19；“酱，八珍主人”20；“酱，食味之主”21等一类说法反映了这种历史实情。而其对寻常百姓来说，则更是三餐是赖、一日不可或缺；对于他们酱不仅是调味之将（庶民百姓可无“百味”可调，通常只是一盂豆饭、一瓯豆羹的“一饭一汤”而已），而且还是每餐必备的佐食之肴，是一品经久不变的副食。“百家酱，百家味”，是中国历史上一句经久的俗谚，它表明酱是庶民百姓家千家万户各自长年贮备的最重要食料。正因为如此，一旦不慎生了蛆虫，人们也舍不得丢弃，于是造出一种***的理论来继续食用，另一句不文明的俗语则表明了这种历史文化：“井里的蛤蟆，酱里的蛆”，意即无大害，除去之后仍可食用。其实，这是中国人因窘迫的经济生活而生的求生存的思想，它更表明了庶民对酱的依赖之重。豉的历史要晚于酱，酱本来是诸多“醢”的一种，而豉则是由豆酱衍化发展出来的。豉的出现当不晚于春秋，东汉王逸注《楚辞·招魂》“大苦咸酸”句云,“大苦，豉也。”故历来经诂学者均认为“古人未有豉也……盖秦、汉以来始为之耳”；“古来未有豉也，止用酱耳。”22但汉代人普遍食用豉则是毫无疑义的，西汉初年豉便是城邑中商人经营的主要日常消费食品之一：“糵麴盐豉千答”23；也是百姓家常备的调料之一：“芜荑盐豉醯酢酱”24。豉的种类也很丰富，从含盐量多少和风味差异上看，可分为淡豆豉和咸豆豉两大类25。酱、豉之外是“豆酱清”即“酱清”或“清酱”26，同样是汉代人十分青目的美味调料。此外，以大豆为原料制作酸味的酢，也是汉魏南北朝时的通习，其最常见的是“大豆千岁苦酒”和“小豆千岁苦酒”等27。至于藿，作为重要的菜蔬原料，至少一直沿用到宋代。在此之前很久，藿曾是市易的主重要菜蔬品种28。
豆腐，应当是于汉代便被中国人认识的大豆制品。至迟于两汉之际时，豆腐的制作与食用应当在庶民社会开始普及化29。但是，由于迄今尚未十分清楚的原因，史文记述空疏，长达十个世纪之久才于五代时见到“豆腐”二字的明确记载。但以目前发现最早记有“豆腐”一词的《清异录》中以“小宰羊”雅称豆腐俗贱之物的情况来推断，则早在五代（907—960）之前很久豆腐便成为庶民常食已是毋庸置疑了。总之，自唐以后豆腐作为很便宜的市易肴料，更广泛地被下层社会广大民众喜食、习食和有能力购食了，这是促使大豆从“豆饭”、“豆粥”等主食料逐渐退出并同时在副食的天地里更多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豆腐的大宗有水豆腐和干豆腐两大类，每类又都有南、北不同风格之分（水豆腐南称嫩豆腐，北为老豆腐；干豆腐南方则成为千张、百叶）。入宋以后，以豆腐为原料的加工品种开始增多，并且随着都市餐饮业的发展和人们食生活的渐趋丰富，豆腐制品也便逐渐增多。清人李调元的《豆腐》30打油诗便非常形象写实地反映人们对豆腐的加工利用：
家用可宜客非用，合家高会命相依。（豆浆，制豆腐之前必先泡豆磨浆，故豆浆是庶民之家相依为命的饮料，且极价廉易得）
石膏化后浓如酪，水沫挑成皱成衣。（豆腐皮）
剁作银条垂缕滑，划为玉段载脂肥。（水豆腐）
近来腐价高于肉，只恐贫人不救饥。（泛指水、干两种）
不须玉豆与金笾，味比佳肴尽可损。（豆腐干等）
逐臭有时入鲍肆，闻香无处辨龙涎。（臭豆腐）
市中白水常成醉，寺里清油不碑禅。（油豆腐）
最是广大寒彻骨，连筐称罢御卧寒。（冻豆腐）
才闻香气已先食，白楮油封四小甔。（豆腐乳）
滑似油膏挑不起，可怜风味似淮南。（豆腐脑）
豆腐的细加工品种非常丰富，如“熏豆腐”、“酱油茶干”、鸡汤豆腐丝、五香干豆腐卷、五香豆腐丝、油豆腐、茶干等均已见于清代及其以前的食谱等大量文字记录中了31。
制豆腐必先泡豆磨浆，故豆浆的利用更应在豆腐之先。照笔者豆腐发明当在西汉的理解，豆浆的利用自也至迟在西汉时期。这不仅由于西汉时大量使用的旋转磨主要用途是用来研磨浸泡过的豆等谷物原料的，事实上早在磨发明之前的谷物加工具杵臼即有此功用。因浸泡过的大豆一经粉碎性加工过程，便有浆汁析出，而且越是研磨或舂捣精细浆汁便析出越多。而早在豆腐发明之前，即在大豆主要用来烧豆饭、煮豆粥和豆羹阶段，为了使组织坚硬的大豆能与其他易烂熟的谷物协调烹饪，一般也要先将大豆浸泡相当时间（这样既适口也可节省燃料、事功）。富贵大家待客以豆粥能“咄嗟便办”，原因即是“豆制南煮，豫作熟末，客来，但作白粥以投之”32。若是考虑到三代时人们用杵臼舂制“糍”、“饵”等主食品的情况，则捣击泡豆出浆并加以利用的历史还应当更早许多。西汉时，都市之中甚至有以豆浆出售而成巨富者：“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33这里的“浆”，既不是酒浆，也不是水浆，而应是包括豆浆在内（当以豆浆为主）的各类果汁、酵汁饮料的统称，文中的“张氏”即略近现代意义的张记饮料店。
由豆浆制成的豆腐脑和各种风味的豆花，同样是古往今来广大下层社会民众喜食和常食的副食或风味小吃食品。“豆腐，……其最嫩不能成块者曰豆腐花”34，即点腐时使浆聚而不凝；而点豆腐之后不加压去水，则成豆腐脑：“点成不压则尤嫩，为腐花，亦曰腐脑。”35
黄豆芽，是中国人很早就利用为蔬食原料的大豆的活性转化形态，作为有目的的培养而利用豆芽，这无疑是比简单和直接利用大豆原始形态的一大进步。黄豆芽在先秦典籍《神农本草经》中记为“大豆黄卷”36，这一称谓其后沿用很长时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中亦有“黄卷一笥”的记载37。黄豆芽（当然也包括其他豆类的芽），很早并长期和大宗被用作历史上庶民阶级几乎每日必食的“豆羹”的主要原料，直到今天仍是南北城乡广大民众四季常食的蔬菜品种，尤其是北方漫长冬季里大众的传统食料。当然，今天人们食用豆芽的方法，除了二、三千年传统的汤煮之法外，炒、炝、拌、渍、馅料（煮、蒸、炸等），或与其他原料配合的更多烹调方法是古今不可同日而语的。
大豆之外的菽类品种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可以分作主食和副食的两大类，如主要用作豆饭、豆粥或豆馅、豆粉等主食原料的黑豆（乌鸡豆）、白豆、绿豆、褐豆、青豆、斑豆38、赤小豆（又称红小豆或小红豆等）、稆豆（又称黑小豆等）、豌豆（曾有胡豆、戎菽、回鹘豆、毕豆、青小豆、青斑豆等称）、蚕豆、豇豆、扁豆、黎豆、花豆、眉豆、脑豆、芸豆等；主要用作菜肴原料的刀豆、扁豆、豆角、龙豆、垅船豆、四季豆、荷兰豆、绿豆芽，以及用于主食原料诸类品种生长青嫩时的籽、荚、叶、苗、秧等的用来蔬食。一些品种的豆实同时可以制粉、酱、豉、麸、粉丝（或条、片）等，作为肴品原料丰富人们的餐桌，改善人们的营养状况。
肉美鱼鲜，动物性食料味美、耐饥、壮力、养颜、益智等许多养生功效是中国人很早就充分认识到的常识性道理。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是没有常餐鱼肉的福气的。以五谷为主要食料，即基本营养源于此；各种蔬菜的主要功用仅是“充”—充实、补充而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39，这一距今足有二千四、五百年的看法，反映了中国人早期的膳食综合观念。“养”、“助”、“益”、“充”四字并非单纯的并列修辞需要，事实上是包涵着一定意义的性质和程度差别理解成份在内的。至于各种食物原料都蕴涵何种营养成份并如何营养人们的身体与健康，那都是暝暝不清的，至少在二千数百年前的当时甚至以后很久都在中国人的隐约感觉和迷朦揣摩之中，他们只能用简单的实验—生活实践观察比较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和混杂着许多唯心、唯灵成份的思考来试图彻底理解和解释这一切。于是，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人都视“养”—营养—的基本问题的砝码是“五谷”。中国历史上维系了二千数百年之久的历代统治者的“重本抑末”或“重本轻末”基本国策，从根本上说来盖源与此；中国人的似乎过于眷顾以大豆为主的菽类食料，其情结亦在于此。李时珍对菽类评论说：“北人用之甚广，可作豆粥、豆饭、豆酒，炒菜、麨食，磨而为面，澄滤取粉，可以作饵顿糕，荡皮搓索，为食中要物。以水浸湿生白芽，又为菜中佳品。牛马之食亦多赖之。真济世之良谷也。”40李时珍的这一评语，是对诸多豆类品种对庶民百姓的充饥养生作用的充分肯定，中国人在漫长的数千年里大大得益和仰重于菽类食料，他们于调顺时节三餐是赖，荒欠之年唯其为重；果腹调食、养生疗疾，离之不可一日。中国人所得益的，正是他们虽苦苦思索却仍冥冥不能解的菽类独特丰富的各种营养成份。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主体民众—庶民大众是靠以大豆为主体的菽类食料来维系健康的，而这一点首先，并且在相当长时间里是黄河流域食文化区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明末著名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6？）曾在他的《天工开物》中说：“凡谷无定名，……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遗稻者，以诸书圣贤起自西北也。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而来（小麦）、牟（大麦）、黍、稷居十三。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41宋应星的这句话，值得认真推敲：首先，他正确的指出，汉代以前黄河流域食文化区人民大众的主食结构是以粟为主要品种的“五谷杂粮”，当时稻在北方粮食结构中只占极小的比重。其次，汉代时的黄河流域食文化区在当时中国占有最主要的地位。当然，宋应星的话是仅就汉代的文献而言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宋氏并没有否定汉以后直至唐一段时期黄河流域北方食文化区基本食料结构的意义。再次，唐以后随着南方人口的持续上升和和生产、经济的累积发展，南北人口与经济的对比发生了极大变化。唐代时，在社会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为正常时期，全国人口的北南对比为六比四，而中央财赋收入的重头则在南方。南方财赋的主体是稻米，这就是宋应星于唐后七个多世纪所说“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一语的确切历史内涵。不同的是，宋氏议论的明代末期，而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明帝国版图内人口分布的比例则已经发展成一比二不足了，约六千七百万人口分布在以稻米为主要食粮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食文化区42。第四，也大约是在唐代前后，随着谷物食料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亩产量的提高和食料种类的增多，如宋氏所说，麻和菽开始退出了主食的行列，而在副食“肴”的天地里充分发挥着潜能。
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同样表明，我国又是世界上小麦的起源中心之一和栽培小麦的最大变异中心之一。“麦”字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竟有约近八十种大同小异的写法，这既表明麦的变异品种多，同时也说明距今三、四千年前麦已经是一种非常广泛栽培食用的谷物品种43。田野考察发现，我国西南和西北高原迄今还生长着一种具有典型野生性状的原始小麦，专家们认为“它们很可能与现在我国原有的普通小麦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44麦最初主要是蒸、煮粒食，入汉以后粉食逐渐成了主要和基本的食法。此后，“北麦南稻”一直是中国北、南两方食文化区的重大区别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具有二千多年之久，堪称中华民族“国食”的面条、馒头、饼、饺子、包子等都是主要以小麦粉为原料制作的，它们同样也是黄河流域及广大北方地区食文化的传统与代表性食品。麦面食品广泛流行北方地区的原因，除了麦“种在冰上，收在火上”的寒播、暑收生长习性之外，还在于其比较粒食米饭而更易于制作、贮放、携带、食用的特点和优点。
中国酒文化的历史
国酒文化源远流长，仅酒的品种就有近千种，西凤酒便是酒中奇葩。西凤酒历史悠久，据初步考证，其始于周秦，盛于唐宋，据今已有两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远在西周初期，雍水河中游一带，柳树成荫，田间平整，水波浮影，风景秀丽，遂将此地称为柳林。江唐时期，柳林西接秦陇，南通巴蜀，东连长安，为关中西部重要的交通要塞，设有驿站在客铺货栈，商贾云集，起名叫柳林铺，系古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道和古老集镇。自汉代起，始有酿酒作坊，到唐宋，酿酒业已初具规模，明清以来酿酒作坊发展很快，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仅柳林镇就有酿酒作坊27家，相当于凤翔县酿酒作坊总数的三分之一多。
“佳酿之地，必有名泉”。柳林镇的酿酒业之所以古今兴旺，长盛不衰，实赖本地优良的水质、土质等宜于酿酒。据《史记.秦本纪》载，位于秦都雍城以西18里处的柳林，有一神泉，水味甘美，泉水喷涌如注，故名“玉泉”。百姓每遇疾病，即求饮玉泉之水，病患便随之而解，用此泉水所酿造的柳林酒，醇香典雅，甘润挺爽，在当时已被称为绝高佳酿，与秦国俊马一同被称为“秦之国宝”。在柳林镇西侧的雍山，山有五泉，为雍水河之源头，其源流从雍山北麓转南经柳林镇向东南汇合于渭水，其流域呈扇形扩展开来，地下水源丰富，水质甘润醇美，清洌馥香，成酿、煮茗皆宜，有存放洗濯蔬菜连放七日不腐之奇效。经化验测定水质属重碳酸盐类钙细工型。用它作酿造之水，非常有利于曲酶糖化；加之本地土壤属黄棉土类中的［土娄］土，适宜于做发酵池，用来作敷涂窑池四壁的窖泥，能加速酿造过程中的生化反应，促使脂酸的形成。这些，都是酿造西凤酒必不可缺的天赋地理条件。
凤翔，古称雍州，为成周发祥之地、嬴秦创霸之区，是古代农业发展较早的地区，人类在这里从事农业活动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是黄河流域上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相传周文之时“凤凰集于歧山，飞鸣过雍”；春秋时代秦穆公之爱女弄玉喜欢吹笛，引来善于吹萧的华山隐士萧史，知音相遇，终成眷属，后乘凤凰飞翔而去。唐萧宗至德二年（757年）取此意将雍州改名为凤翔。先秦19位王公曾在此建都，历时294年，历史上曾是关中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秦建都以后的各个朝代，均为州、郡、府、路之治所，故又有“西府”之称。这里自古以来盛产美酒，尤以凤翔县城以西的柳林镇所酿造的酒为上乘。到了汉代，雍城的酿酒业发展更快。汉朝自高祖至文景帝之祭五［田寺］活动，曾19次到雍地举行，“百礼之会，非酒不行”，耗酒量甚巨，自宫廷而至达官贵人“日夜饮醇酒”；民间婚丧嫁娶，请客送礼，无不用酒。酒的产量和制酒工艺日见提高，民间制曲技术亦有长足进步，进而逐步改进酿酒设备，遂开始了用文梁作原料，用大麦、豌豆做曲的蒸馏酒的酿造，于是烧酒开始问世，此种白酒便是西凤酒的早期前身，当时凤翔所产的白酒已颇有名气。
唐初，凤翔城内酿酒作坊更多，柳林、陈村等集镇酒业尤为兴隆。唐高祖武德九年（618）凤翔城内的“昌顺振”作坊即已创建，成为陕西最早的民间私人酿酒作仿。唐贞观年间，柳林酒就有“开坛香十里，隔壁醉三家”的赞誉。多少世纪以来，以其精湛的酿造技艺和独特风格著称于世，以“甘泉佳酿”、“清洌琼香”的盛名被历代王室列为珍品，被称为中华民族历史名酒中的“瑰丽奇葩”。至近代方取名“西凤酒”。今天，民间仍流传着“东湖柳、西凤酒、妇女手（指民间许多手工艺品出自妇女之手）”的佳话。
西凤酒酿造于何时，追根溯源，说法不一。据《凤翔县.酒业志》记载：公元前20世纪，在雍州有田氏后裔甘氏开始酿造黄酒和白酒。医学名著《素问.汤醪醴液论》中载有皇帝与歧伯关于酿酒用于医疗的对话。周代***自迁移到歧（山）雍（邑）之后，旧游牧转入农业生产，当时雍地的农业生产水平大大超过了东方以农业为主的诸侯国，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为酿酒业发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基础，以酒业为主的其它手工业作坊迅速兴起，开始制照原始古老的酿造酒――鬯（chang4）、醴（li3）。凤翔县境内已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中，有大量的酒器酒具，如盛酒的尊、??（lei3）、［上禾下皿］（he2），还有加热酒的爵以及饮酒用的觚、觯等，并有较精致的陶玉等酒具。大孟鼎铭文有“锡（赐）汝鬯一卤”的记载，并有“为酒为醴，蒸畀（bi4）租妣（bi3）”的周代诗文。1986年挖掘的凤翔“秦公一号”大墓中，也发现了春秋时代的不少酒器酒具。由以上史实可见，春秋时代，雍地的酿酒业已具雏形，秦人造酒、饮酒比较普遍，饮酒风俗也十分讲究。《酒谱》中有“秦穆公伐晋及河，将劳师而醪椎一钟。骞叔劝之曰：‘虽一米投之于河而酿也’。于是乃投之于河，三军皆醉”的记述，这就是历史上秦晋韩原大战获胜后秦穆公“投酒于河以劳师”故事的真实记载。据《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亡善马，歧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闻食马肉不饮酒，伤人’。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推锋争死以北报食马之德”。此即为春秋时代秦穆公赐酒为盗马“野人”解毒的历史典故。北周江人庾信曾在《秦穆公饮盗骏马赞》一文中也反映了此事：“骏马遇盗，秦之不嗔，先倾美酒，反畏伤人，邻兵向国，勇寇侵秦，于是大盗，还作功臣。”当时所用之酒，即为雍地出产的古老佳酿――醪，据考证与西凤酒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据《唐会要》载：唐仪凤三年（678），吏部侍郎裴行俭沿丝绸之路护送波斯之子俾路斯回国途中，行至今凤翔县城以西的亭子头附近，突然发现路旁蜂蝶坠地而卧，顿感奇怪，逐命驻地郡守查明缘由。当郡守沿途查询至柳林铺时，方知一家酿酒作坊刚从地下控出一坛窖藏陈酿，醇香无比，原是此酒味随风飘荡至柳林镇东南五里处的亭子头，使这一带蜂蝶闻之皆醉不舞，纷纷卧地不起。郡守即向裴公禀报了实情，并将陈酒送与裴公。侍郎官闻到醇香的酒味，顿觉倦意全无，精神焕发，即兴吟诗一首：“送官亭子头，蜂醉蝶不舞，三阳开国泰，美哉柳林酒”。裴公回朝时，命郡守将此酒运回长安，献给文宗皇帝，受到文宗皇帝的赞赏。自此以后，柳林酒以“甘泉佳酿，青洌醇馥”的盛名被列为贡品。酒品远销中原，沿丝绸之路销往西域诸郡。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曾在凤翔领略过此酒的的甘美风味，留下了“汉运初中兴，生平老耽酒”的诗句。相传宋昭宗在凤翔宴请侍臣时，曾***为馔，取柳林酒畅饮，李茂贞等侍臣得到这醇香甘美的酿中珍品，竟以巨杯痛饮，留连往返，不能自己。
宋初，凤翔城内设置酿酒作坊多处，乡间里闾酿酒者极多，以所定岁课纳税，税利较大。所收之遗利，以助边费。宋仁宗时，实行官方卖曲，抑制了酒业的发展，官失其利，民亦不便。北宋嘉佑七年（1062），苏东坡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对凤翔酒业发展颇为关注，在《上韩魏公证场务书》中指出，凤翔为全国著名的郡地之一，为生产陕西名酒的地方，如果限制酒业发展，便失去了税源，实在是国家财政上的巨大损失。朝廷***纳了他的建议，允许民间制曲酿酒，由官方收税，于是凤翔的酒业得以兴旺发达。酒税也成为当时官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苏东坡任职凤翔期间，引凤翔泉水，移竹艺花，树柳植荷，增亭设榭，筑台添轩，修葺东湖，建成了著名的“喜雨亭”，落成之日，曾邀朋欢盏，举酒于亭上，饮用的是柳林美酒，并留下了惊世名篇《喜雨亭记》。苏东坡还在《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杯子由》一诗中用“花开酒美曷不醉，来看南上冷翠微”的佳句赞美了柳林酒，至今东湖还有墨迹尚存，伎之盛名日彰，被称为“凤翔橐泉”。
明代，凤翔境内“烧坊遍地，满城飘香”，酿酒业大振，仅柳林镇一带酿酒作坊已达48家。过境路人常“知味停车，闻香下马”，以品尝柳林美酒为乐事。
清咸丰、同治年间，凤翔县城与柳林镇等地酿酒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清宣统二年（1910）西凤酒曾代表名产参加了南洋劝业赛会，荣获银质奖。
民国四年（1915），西凤酒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大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声名大振。民国十八年（1929）兴盛德作坊所产的西凤酒在上海举行的中***货展览会上又获得二等奖。之后，西凤酒逐名膺世界，为中外所称颂。
解放后的1952年，在全国首届评酒会上，西凤酒被称为全国四大名白酒（茅、泸、凤、汾）之一。之后，西凤酒又多次荣获世界及国内各项比赛大奖，名扬海内外。
西凤酒是我国古老的历史名酒之一，是西府劳动人民长期以来用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培育起来的一枝酒苑奇葩。在世代的生产实践和历史发展中，通过积累经验、总结完善，形成了一整套酿造工艺史、科技发展史和酒文化史，在中华美酒之林中占有重要位置，这是西府人对祖国文化的重大贡献，为中华民族的酒文化宝库增添了灿烂的篇章。
